从前，若人体器官发生病变或衰竭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没有根治的办法。
从18世纪后期，科学家开始了器官移植的探索，移植技术也被称为21世纪医学的“皇冠”。今天，单个器官移植技术已十分成熟。那么若多个器官出了问题，能否“打包”更换，摘取“皇冠”上的“明珠”?
1993年，广东医学专家便开始了多器官移植的探索。前不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中心首席专家何晓顺等为一位72岁的患者成功“安装”了一套新的肝脏、胰腺、十二指肠，根治了困扰他多年的肝胆病和糖尿病。该患者也成为世界上公开报道的接受多器官移植手术最高龄的患者。
日前，南方日报记者走进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这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可常规开展多器官移植的中心。让我们在此揭开多器官移植的奥秘。
1从“单”到“多”
2004年5月，中山一院团队首次成功为一位胰腺癌合并多发性肝转移的女患者实施了腹部多器官移植手术，这也成为了亚洲首例成功实施的上腹部多器官移植
1954年，美国医生默里成功地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同卵双胞胎间的肾移植手术，接受手术者活了8年。
自此，器官移植正式被视为治疗疾病的医疗手段。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发展，单一的器官移植已成为相应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唯一有效的根治办法，也是常规手术。
然而，人体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整体，在经受严重损害时，容易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器官功能障碍甚至衰竭，例如肝功能衰竭合并糖尿病、糖尿病合并肾功能衰竭等。此时，单一的器官移植就无法挽救患者的生命。
在很长一段时期，由于缺乏有效治疗办法，病人一旦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相当于被判了死刑。
能否用多器官移植的手段来治疗恶疾?
196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的Starzl教授等率先进行多器官移植动物实验;1966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Kelly和Lillehei成功实施了首例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受体在移植术后血糖保持正常，存活时间为2个月;1983年，Starzl移植中心完成了世界首例临床腹部多器官移植，移植器官包括肝、胰、胃、小肠，但该手术以失败告终。
1993年，中国广州。
中山一院移植科的何晓顺教授开始了多器官移植手术的动物实验探索。11年后，也就是2004年5月，他的团队首次成功为一位胰腺癌合并多发性肝转移的女患者实施了腹部多器官移植手术，在当时引起轰动，被卫生部、科技部评为“2004年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
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王东平教授介绍，如今，上腹部多器官移植有了明确定义，指的是肝脏以及通过肝十二指肠韧带连接的十二指肠和胰腺的整体移植，“2004年的首例多器官移植采用了传统的方法，一性次切掉病人的肝、胆、脾、胰、胃、十二指肠、大小网膜及部分小肠等上腹部全部组织器官，再换上健康的肝、胰及十二指肠”。
这种传统的手术方式需要“掏空”患者整个上腹部，创伤大、难度高。同时，早期的免疫抑制观念认为移植器官越多，免疫抑制越强。高强度免疫抑制方案导致了术后致死感染发生率颇高及吻合口愈合延迟等问题。因此早期多器官移植手术虽然成功，但患者大多因术后肿瘤复发、感染、肠瘘等原因死亡。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何晓顺说，这些早期患者多患有晚期恶性肿瘤如胰腺癌肝转移、胃癌肝转移、肝门部胆管癌等，肿瘤有复发的可能，因此他们预期寿命普遍较短，风险如此大的多器官移植只是“搏一下”的选择。
2技术革命
传统手术需要把上腹部“掏空”。改良术式保留了患者原来的胰腺和十二指肠，但同时移植上了新的整块肝-胰腺-十二指肠多器官，手术规模却仅相当于肝移植
多器官移植是治疗多脏器疾病的出路，但手术规模巨大。能否让这条路走起来更通畅，降低风险，给更多患者新的希望?
何晓顺团队开始了探索。
“过去认为，患者的手术指征是晚期恶性肿瘤患者，而实际上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多器官移植的效果不好;能否将手术对象改为良性终末期肝病合并胰岛素依赖的糖尿病患者，出发点由被动的切除肿瘤改变为主动更换功能衰竭的器官?”在何晓顺看来，这更加符合器官移植的根本目的。
方向有了，接下来就得找对方法。
传统手术需要把上腹部“掏空”。“改良后的术式则不用了。”何晓顺解释说，新术式保留了患者原来的胰腺和十二指肠，但同时移植上了新的整块肝—胰腺—十二指肠多器官，而新的十二指肠接到了患者原来的小肠上面，成为患者本身消化道的一环，发挥接收胃液、胰液、胆液注入，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专家们将这一技术称为消化道重建。
“这一改进巧妙地保留了受者胰腺及肠道的完整性，打破了手术只做‘减法’的思维定势。一个‘加法’反而简化了手术操作，缩短了手术时间，体现了‘创伤最小化’的手术原则，减少了术后并发症，进而有利于患者快速康复。”王东平说，这与肾移植手术有异曲同工之妙，“肾移植采取的也是这种方式，在接上‘好肾’后，‘坏肾’仍留在体内，日后随着功能不断减少，自然会萎缩”。
然而，手术过程并非四平八稳。
如，因为供、受体需要连接的动脉管径不匹配，传统手术需要阻断人体最重要的大动脉——腹主动脉。这意味着患者在手术中至少有1个小时是处于低血压、缺血状态，对患者的生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经过多次临床实践，何晓顺发现了一个“窍门”——平时被废弃的供体髂总动脉到髂内外动脉的“三叉”形分支，可以作为“血管桥”连接移植物及受体动脉，并且在尺寸上有着神奇的匹配，可谓“天作之和”。
“这种血管搭桥技术好比将不匹配的插头与插座通过‘接口转换器’连在一起，避免了术中阻断腹主动脉带来的器官缺血性损害。”何晓顺说，这意味着手术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部分可在体外解决，进一步缩短了手术时间，也减少了手术带给患者的创伤，“过去做一台手术得十几二十个小时手术，医生护士都得轮流上，如今只需要5到7小时，规模和做一台肝移植手术差不多，时间也相当。”
手术成功了，术后也需要科学的免疫抑制方案配合。经过长时间摸索，中山一院最终制定了“最小剂量”的多器官免疫抑制新方案，显著降低了术后严重感染的发生率及药物副作用带来的痛苦。
如今在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多器官移植已成为常规手术。这一手术适用于同时累及两个或多脏器的终末期疾病，如终末期肝病合并胰岛素依赖的糖尿病。而且，经过一系列技术创新，“改良式多器官移植”成功为其手术规模、手术时间“瘦身”，也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并发症。
截至2015年5月5日晚，何晓顺团队一共完成了26例多器官移植，其中，改良式多器官移植21例。取得了患者围手术期生存率100%，术后1、5年生存率高达94.7%及76%的多器官移植国际最好结果。
3另辟蹊径
我国每十个成人中就有一个确诊为糖尿病。在美国胰腺移植已被明确认为是治疗糖尿病的一种方式，胰肾联合移植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肾病也被许多人接受;未来，这将是中国糖尿病患者治疗的又一选择
除了腹部多器官移植，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也对器官联合移植展开了探索。
据何晓顺介绍，所谓器官联合移植，即将两个器官移植给同一受体，多数情况下同期进行，亦可分期进行。概念不同于多器官移植，其明显的外科特点是需分开地、独立地吻合两个器官的动、静脉血管主干，器官联合移植的成功建立在单个器官移植均成功的基础之上，其中效果最好的是针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进行的胰肾联合移植。
我国是糖尿病大国。据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大于20岁的成人中有9.7%患有糖尿病，另有15.5%为糖尿病前期，即每十个成人中就有一个确诊为糖尿病。
人一旦患上糖尿病，便终生离不开胰岛素。“糖尿病是一个全身的问题，尤其到后期会影响其它器官，导致一系列并发症。”王东平说，如在病程超过15年的糖尿病人中30%会发生糖尿病肾病，而糖尿病肾病不仅会显著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以及死亡率，同时也是导致终末期肾病(尿毒症)的最主要病因。
患者到了糖尿病肾病阶段，可通过透析和注射胰岛素来维持生命，但生活质量较差。
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胰肾联合移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何晓顺解释说，把坏了的胰腺和肾脏一起换，不仅可以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而且不少病例的随访结果显示，此前由糖尿病引起的其他病变如视网膜病变等并发症也得到逆转。
何晓顺说，在美国胰腺移植已被明确认为是治疗糖尿病的一种方式，胰肾联合移植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肾病也被许多人接受。
不过，这一手术在中国还做得不多。“一方面，中国患者普遍认为糖尿病不需要动刀子，这是观念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有一个原因是，胰腺移植若做得不好，可能会出现胰瘘、局部感染和胰腺炎等并发症，手术风险相对较大，但这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常规手术。”何晓顺说。
在何晓顺看来，随着观念改变，技术成熟，保障完善，通过移植的方式治愈糖尿病会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糖尿病的根源在于胰腺分泌胰岛素功能的缺陷，胰腺移植新增了具支持功能的胰腺，病情就会慢慢好转。如今公民捐献的器官，胰腺常常派不上用场，如果利用起来，可改善很多病人的生活质量。
至于该如何把握这一移植节点，何晓顺认为，患者不应等到已发生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才考虑手术方式，如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导致失明了，即使移植也很难实现完全逆转。
目前，何晓顺团队也针对胰腺移植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希望未来能够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降低其风险性，将这一技术加以推广。
文章来源：39健康网
原文标题：体制内医生开诊所能走多远
原文链接：http://news.39.net/yltx/150525/4629102.html
